180222 （ 轉載 ） （ 6 ） 汪精衛的護黨救國運動

180222 （ 轉載 ） （ 6 ） 汪精衛的護黨救國運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後，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 璧君一起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 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 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 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一九二八年四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 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 擋，僅僅兩個月後的六月八日就攻佔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 西方諸國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 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 持，轉而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 其他西方諸國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 的合法政府。

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後從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後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佈“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 新疆的楊增先不久也宣佈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後，首次 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面。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 生主義”，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並沒有準備 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 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化。

“軍政”階段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 行獨裁的“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 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 權，統一中國後，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進行局部的民 主化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府進 行獨裁的“約法之治”。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後，最後進入“憲政” 階段。在“憲政”階段由成熟的國民進行選舉，制訂憲法，然後解散獨裁的中央 政府，建立民選政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一九二八年六月 十五日代表國民政府宣佈“軍政階段”正式結束，十月三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 段”的宣言，宣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 府，這就是孫中山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系。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 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 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 體系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 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 當時國民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 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 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佈“三大”代表 的產生方法：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 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四百零九名大會代表 中，兩百一十一人為指定代表，一百二十二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 代表只有七十六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是蔣介石的御用代表，“三 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 會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 決的，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志會”。一九二七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 後，陳公博和顧孟余、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 派主張恢復國民黨一九二四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 命評論》，顧盂餘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 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 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 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 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 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源。陳志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 敗後入獄。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一 九一四年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一九一七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 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 校任教。一九二○年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 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一年，經陳獨秀提議， 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 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一九二三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布脫離中共，被 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一 九二五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 後來又被汪精衛看中，一九二五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 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 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 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

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 情改組同志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 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 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 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 曾多達萬餘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 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三月十一日，陳公博、顧盂余、何香凝、王樂平等第二屆 中央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 伐勝利以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 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 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 對段棋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 產生，亦與類似。

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 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 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 也提出辭呈表示抗議。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 到南京市黨部請願，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 題，人們高呼：“反對蔣委員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 縱大會代表！”。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 大會由吳健主持，全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 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後，忽然一群暴徒沖向主席臺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 人，緊接著大批軍警趕來沖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並當場逮捕代表七人。 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 於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 總支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 時，國民革命軍共有八十四個軍，兩百二十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 東北軍。如此龐大的軍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 重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年度財政收入約四億五千萬元，除去一億元用於償還各種 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財政約三億五千萬元，其中三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 府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提出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 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畫，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制，因為蔣介石要搞的 裁軍只裁旁系部隊，卻不裁他的直系部隊。

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 了第一集團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 團軍是閻錫山的晉軍，第四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部隊。此外張學 良的東北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 嫡系的旁系部隊。這些旁系部隊並非絕對服從於蔣介石，對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 顯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於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不聽從他命令的旁系軍 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 石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 一九二九年二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 之前，白崇禧又宣佈辭職抵制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系和蔣介石直接對 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 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 石之人的決議案。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 討伐叛將；以黨論，即為討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 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 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面警告的處 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一九二九年四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 西，與桂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系軍大敗，六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 香港，第一次蔣桂戰爭結束。

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 治上卻進一步陷入眾矢之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 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 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參加，閻錫山、馮玉祥也與之建立聯繫。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復黨權，“剷除叛徒蔣中正的 一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 包辦的“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 黨革命大同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 党”，組織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 討蔣宣言》，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 之影響尤為重大。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 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 於專制，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復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 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 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 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 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常厚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於 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 之爭。胡適在一九二九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 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 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 禁”，實施多党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 國”的一黨獨裁體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 制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 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 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 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 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 會”，所以雙方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 汪精衛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佈命 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 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 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只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 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

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 軍隊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 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一九三○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 成反蔣聯軍，一九三○年四月一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 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 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余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 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 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 會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 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只有團結一 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一九三○年八月七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 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 馮玉祥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佈了《國民政府組 織大綱》，宣佈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 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三十餘萬人傷亡， 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

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 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 人都在拉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 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鉅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 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一九三○年九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九月十七日，張學良發 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 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十一月四 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 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一九三一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佈解 散改組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 任行政院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 民，又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蔣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一九二五年的廖仲愷被 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後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參與 國民黨的政事。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 欣然同意，第一次與蔣介石合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 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 央党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面，與 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抗。

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下野後，胡漢 民由於不願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一九二八年九月胡漢民回國後，再次與蔣介石合作。一九二八年十月，胡漢民説 明蔣介石組成了五院制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後胡 漢民在新國民政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 了大忙，在這段時間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 的勝利後，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這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 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 舉總統，用法律程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 開始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統制，也不 同意制定“約法”，從而發生蔣胡的“約法之爭”。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 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 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汪 精衛在香港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 面拔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 之而無不及。”一九三一年四月三十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 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製造獨裁，要 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

五月三日，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 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 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 “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 贊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 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廣州 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後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 海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 人又重新合作。汪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 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 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 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 蔣隊伍。但派別越多，派系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 地。一九三一年九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九 月十八日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 程。

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歷史，國共兩 黨的歷史書都有所曲解。由於臺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臺灣的歷史書把一 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鬥爭； 大陸共產黨的歷史書，也把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 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儘管這場 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力鬥爭的因素，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 嫡系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 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歷史的眼光來 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 未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 成為袁世凱那樣搞復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 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 的寶座。